[19]中央是否向地方划拨资金以及划拨数额的多少可能是出于特定阶段的国家整体政策而定，也可能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如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服从程度）的影响，在个别情形下甚至会受到官员私人关系的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且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也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强调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现行宪法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此即基本的正面清单，唯有将清单转换为现实，使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确保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弘扬民主精神，激发社会活力，将权力关进由权利编织的制度笼子中，法治才是完整的。

归根结底，就是要树立法治建设中的中国理念。当然只是手段之一，其他手段还包括该句后面的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等。要保障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鼓励不同观点和学说的交流碰撞，不以意识形态画线，不搞阶级斗争，不以言论和思想定罪，充分尊重少数意见的发表空间。要将法治建设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人性需求、民族心理、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复杂因素结合起来，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的法治建设形式，反映中国社会民主进程中的文化性和民族性，创设符合中国社会管理需要，能够在现阶段产生法治实效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实施方式。二是在理论基础上实行议行合一，而非权力分立。

那么，在以国家法律规定党行使执政权力程序和边界存在现实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可欲可为的方案是在恪守宪法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先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廓清党执政行为的程序和边界，明确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行使执政权力的方式、步骤和范围等实体和程序问题，使党的执政行为有真实、明确的规范可以依凭并且受到规制，待条件成熟时再将相关规程上升为国家法律。就国家机关相互关系而言，应在横向意义立基于一府两院，纵向意义上立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判断各国家机关是否越权、侵权、滥用权力、怠惰权力及违反程序。它以与适用有关的经验科学为前提条件。

根据Twining的回忆（前引注59，第116页以后），卢埃林大声呵斥了一位提交了一篇有关康德区分实然与应然的报告的学生，卢埃林对此的评论是，康德与他的方法论课程没有丝毫关系。分工思维的优势在事实调查方面，但弱点在于从中无法进行规范性的推论。挑选出法律上相关的事实以及对其进行评估因而从一开始就是法律人的工作，跨学科的研究在此处是没有空间的。在传统的条件式规范结构中，事实只是作为法律适用中的案情（Sachverhaltsfragen）。

在不祛除规范的事实效力的情况下，实效的概念似乎能让宪法作个案式的社会还原（Rückbindung）。无疑，社会科学对美国法学——不仅对法律判决而且对法学，也就是说，既对实践也对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专家和鉴定人反倒主宰了对法律问题的回答。由此反映了三种主要的跨学科进路的优劣。我们应当积极从美国的经验中学习的是：即便是在宪法领域中，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分工思维。这种综合思维初看起来似乎散透着一种跨学科的气息，但实际上却是对相邻学科的排斥，因为法律人相信的乃是自身的水平。

赫尔曼.康特洛维茨（自由法运动的奠基人，[65]一战前在德国主张法律适用需要考虑社会价值，[66]其赞同法律现实主义，1933年后从基尔大学刑法和法制史教席上被驱逐）在1934年撰写了论文《现实主义中的一些理性主义》（Some Rationalism about Realism）。然而，以下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即它依赖于经济自由精神的判决到底是基于哪一条真实的宪法依据。该案开启了对黑人平等权的贯彻落实，但直到十年后的《民权法案》才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这一成果。当然，它也是跨学科讨论的问题，因此不再被看作一个纯粹的法学问题。

[45] 这种用经验调查来作为立法合宪性的理由的技术在法制史上被称为布兰代斯之信。【关键词】社会科学 分工思维 综合思维 委托思维 一、社会状况在规范解释中的意义 （一）个别事实与普遍事实 法律人对事实感兴趣是出于两个理由。

[68] 渐渐地，社会科学的活动遭遇到一个困境：联邦最高法院无法再对社会事实持分工思维，因为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无法以分工的方式委托给社会科学来进行。联邦最高法院在经济理论模式的预设上和法律后果的推导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该案中，法院阐明，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隔离但平等）是违反平等的。1949年的《审判中的法院》用事实概念代替了规则概念。所以分工思维适用于分析自然科学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学家的知识界限。这份辩护状中只有两页是在阐述法律问题，而有113页是在引用长时间的工作对妇女健康影响的调查数据。[13]此外，宪法包含着这样一些概念，对它们的把握要依赖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基本预设。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连人事指导方针都发生了变化：[74]不再以从事审查和设立判例法的法官为中心，而是要以从事规范制定的法规命令（Verordnung）制定者和立法者为中心。

四、跨学科思维的竞争性并存 （一）美国的快速发展 美国法学在竞争性跨学科思维上的发展完全是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范例（Musterfall）。对于人的形象、国家形象（Staatsbildern）、价值秩序和其他的著名概念（Topoi）——这些概念使综合思维在德国宪法学中变得重要，联邦宪法法院今天已经无法进行论述。

（宪法的）规范文本经常还无法提供可供涵摄的标准，（宪法）规范在被适用到事实之前必须首先借助实效性（Wirklichkeit）的检验而得到加强，从而形成标准。德国人对价值问题的争论涉及到的是精神上的存在（Sein）及其观念性（Idealit?t），而美国人对事实问题的争论则事关经验上的存在及其现实性（Realit?t）。

法官本人原则上不会去调查精神病障碍、深度意志障碍或者低能是否存在，也不会评估行为人是否因此对行为的不法性无法认识，而是要听从鉴定人的事实确定和推断。[92]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法官无异于放弃了对根本领域的审查权能，因为在经验问题上，有权决定的不是他们，而是社会学家，法律结论则由立法者得出。

[26]但是，法院如何基于自身的能力来审查，是否存在确定的经验材料、是否存在预测空间以及立法者是否完全调查了相关事实？近来我们注意到了已经众所周知的替代方案，即分工或综合的思维以及宪法审判权的功能上和法律上的界限，尽管联邦宪法法院用的是另一个公式。就像刑事法官经常要决定无责任能力或者民事法官必须判断货物质量瑕疵一样，对于宪法学来说也是这样。实施了隔离教育的学校违反了平等原则，因为它在学生中间引发了精神和感情上的卑劣感。关于两种视角的不同以及它们的方法论意义参见C.Bumke, 前引注20, 73, 75ff., 122ff. [75] 对此参见Kahn, Legitimacy and History, 1992, 133; 也见Masing, A?R 128(2003), 558, 565f., 584ff. [76] 主要是U.S. v. Carolene Products, 304 U.S. 144(1938), 以及它著名的脚注4, 152f. [77] 划时代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是民法方向的）包括Hart/Sacks, The Legal Process. 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自1958起，作为内部刊物而出版, 1994年由Eskridge/Frickey重新编辑并附有长篇序言，LI-CXXXVII有更多的述述

第36条、第37条、第139条分别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专家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应向社会公布。（二）过程公开与理由公开的关系 大行政公开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行政过程公开，即在公开的内容上，不仅包括行政主体基本情况、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行政决定结果、办事程序等信息，还包括行政决定的具体过程。

小行政公开观念大概是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见解，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1] 例如张引、熊菁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应制度，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3-54页。

不少学者在界定行政公开（或信息公开）时，将对象表述为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众，[11]另有一些学者则将公开对象直接定位于社会、公众或者相对人及公众。从条文上看，没有直接规定政府应向被征收人说明理由，但在征收补偿问题上有一些体现理由说明并公开的规定：政府应当公布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并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第10、11条）。

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不利行为和授益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都应公开理由。[1]本文不认同这种看法。除了行政立法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即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或称为行政规范）。（二）历史：理由说明制度源于理性和正义 从历史来看，理由说明制度的产生源于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想。

还应强调的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理由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制定说明，但制定说明中不能只有自说自话的正面论证，还应该包括对专家论证会、听证会和公开征求意见中反对意见不予采纳的论证。[2]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26页、第450页。

《招标投标法》（1999）规定了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德国Kischel教授指出，在启蒙运动影响下，敌视说理的神权统治方式和公民甘愿盲服的心理状态宣告结束。

所以，只有立法理念从知的需要转变为知的权利，信息是否有用不再构成获取信息的前提时，[16]行政公开的对象才会从行政相对人扩展到社会公众。不过，该《规定》除了规定行政指导和重大行政决策的理由应当公开之外，[23]其他诸如行政执法、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政应急、有关事项延期办理等的理由，都只须向相对人说明，而未规定公开。